香港秘密電臺的日日夜夜
 

 (20031004日廣州日報)
        

 盧毅/
    1945
8月,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英軍接收了香港。 中共中央南方局於194512月派林青、馬紹同志到香港重建秘密機要電臺。該秘密電臺於19462月與延安黨中央機要總台溝通了通信聯絡, 一直工作至194912月撤離香港返回廣州中共中央華南分局。    4年來,香港秘密電臺全體同志在馬紹台長的領導下, 利用五瓦小功率電臺與延安黨中央機要總台以及外派電臺等六個機要電臺溝通了通信聯絡。通過周密安排,採用靈活巧妙的方法避開香港英軍
巡邏電子偵察車的偵察、測向、定位,在機要聯絡工作中,沒有發生過任何差錯。在艱難險惡複雜的社會鬥爭環境中,克服了種種困難,努力工作,保證機要通信聯絡的順暢進行,圓滿完成了中共中央南方
局、香港分局、華南分局交給的機要通信聯絡任務。
                   
奉命重建香港秘密電臺
    1945
8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佈無條件投降, 宣告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為了加強對華南地區開展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鬥爭和對統一戰線的領導,為了加強對東南亞地區和港、澳地區對敵鬥爭的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派電臺負責人林青和馬紹從重慶去香港重建秘密地下電臺。    林青是長期在蔣管區和香港秘密電臺工作的,他曾於19377月,奉命從西安到香港籌建秘密電臺,工作直至19431月, 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才離香港回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馬紹長期在中共廣東省委(韶關)、南委秘密地下電臺和延安機要總台、重慶辦事處機要電臺工作。林青和馬紹於194512月和李靜(女)等三人化裝為做生意的商人,從重慶經廣西省梧州到達香港後,即與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僑委負責人連貫、伍治之、蔡楚吟(女)等取得了聯繫。黨組織在香港西環山道向居民租到了一個單元第四層(頂層)一廳兩居室的房子作為秘密電台的工作住地,同時調來了革命烈士龔昌榮的家屬張美香(女)和其女兒陳競雄、小兒子陳競球到秘密電臺來與馬紹組成一個家庭作掩護工作。我曾經作為這個秘密電臺的一員,經歷了那驚心動魄的日日夜夜。
                      
五瓦電臺通延安
   
林青和馬紹同志到香港後,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工作,通過各種關係,採購到裝配收發報機所需要的電訊器材,如發報機用的電子管、電源變壓器和電容、電阻等,他們就憑著過去的工作經驗,採用自己動手繞線圈、焊線路,裝配好了一部五瓦特的哈特萊式小功率的發報機,利用普通家庭用的電子管收音機改裝成電子管收報機,經過多次反復的試驗,證明收發報機機器工作是正常的。利用延安新華社電台廣播和國民黨中央社電臺廣播的頻率校準了工作所需的波長,然後,馬紹同志按照上級規定的波長、呼號和聯絡時間進行認真的呼叫和守聽,終於在19462 一天淩晨與延安黨中央機要聯絡總台溝通了機要通信聯絡。    香港秘密電臺所使用的發報機是五瓦單管的功率哈特萊式的發報機,發報機使用的是6F66V6型發射管;收報機是利用普通家庭式電子管收音機加裝一些金屬設備改裝而成的收報機;收報機所需的電源是自己裝配的交流電源;發報機用的天線是利用平時收音機用的倒“ L ”式的單根天線。 為了提高電臺通信聯絡的工作效率,採用了雙工的聯絡方式(雙工,即在一面收聽對方訊號抄收對方電報的同時,可以一面用電鍵呼叫對方或叫對方重複拍發電報)。電臺在室內臨時增掛了一條室內天線,專門供收報機工作時使用。    在香港要用五瓦特的小功率發報機與相距1700多公里的延安黨中央的機要電臺溝通聯絡,我們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難。由於我們電台發報機功率小,輸出的訊號弱,加上我們所處的是在香港英軍控制下的秘密環境中工作,對天線架設首先要考慮到掩蔽安全以防止暴露,所以我們只能架設像普通收音機使用的單根天線,而不能架設雙極式的“ T”式發報天線,這樣就影響了發射機性能的發揮。我們在與延安黨中央的機要電臺聯絡中,對方經常告訴我們說:你們的訊號太小,要我們增加電力,我們只能在機上順意地回答對方說:好。但是我們實在是無能為力的。在收聽對方的訊號時,因為我們收報機是接用室內架設的天線,同樣也常影響對對方電臺訊號的接收效果。有時訊號小得比蚊子叫聲還要小,我們電臺值班報務員只好全神貫注集中精力去收聽對方電臺的訊號,認真辨別對方電臺報務員的手法與訊號變化的規律,確保抄收對方電臺的電碼不錯不漏。
   
我們也常遇到地球上空的電離層的變化對電波的影響,特別是在黎明時刻,在工作時會感到收聽對方電臺的訊號驟然變弱變小,甚至消失聽不到。這時,我們只有繼續守聽,從天空繁雜的訊號中去尋找
對方的訊號,有時未找到對方電臺的訊號時天又快亮了,我們得儘快收拾好電臺工作的機器,把它掩蔽藏匿起來。
                    
工作時間總是在深夜
   
香港秘密電臺的工作住地是與老百姓在同一幢樓房堙A若工作稍有疏忽就很容易暴露。所以我們秘密電臺的工作時間選擇在鄰居群眾熟睡的深夜時刻,一般是在淩晨零點開始一直工作到黎明前五六點鐘。
   
在工作前,首先用黑、紅色兩面的厚布簾把電臺工作用房的窗戶嚴嚴密密遮掩好,不讓半點微小的燈光外露,我們把工作用的小臺燈用紙殼和布包紮起來,不讓燈光向外照。我們把臨時改裝的收報機收
聽訊號的音量調小,不讓聲音向外傳播,我們把發報機的電鍵用書和布墊牢,把電鍵接觸點調松調低,使發報的敲擊聲減到最小。    針對香港英軍不斷加強對香港地下電臺的搜查和經常派出電子偵察車到各區、各街道進行巡邏偵察、測向、定位的情況,我們電臺值班報務員在工作時,將戴在頭上的兩個收聽耳機,一個緊貼耳朵收聽聯絡電臺的訊號,一個則不緊貼耳朵,以便用另一隻耳朵注意尋聽電台工作房外的鄰居與附近街道上的動靜,當聽見街道上有臨近的汽車
聲音時,我們就立即停止發報,使電波停止向空中傳播,防止遭香港英軍電子偵察車的測向、定位,待汽車聲遠離住地後,我們才繼續與對方電臺聯絡拍發電報。有時在工作中正在與對方電臺聯絡拍發四個
電碼一組的電報時,剛發了一個或兩個電碼時,當我們發現室外有可疑情況時,我們就立即停止拍發電報,正和我們聯絡的對方電臺感到很奇怪,不理解,對方電臺立即連續呼叫我們,要我們立即回答
,要我們繼續拍發電報,而我們只有守聽著對方電臺,聽其呼叫,不敢按電鍵回答對方,待下次與對方電臺溝通聯絡時,對方追問上次為什麼中斷拍發電報時,我們只能回答說因傳播信號忽然衰減   我們進行聯絡工作時,也很注意鄰居的動靜,有一次在黎明前,我們與對方電臺聯絡正在拍發電報時,而鄰居正好開收音機聽廣播,我們拍發電報一按電鍵時,就聽到鄰居的收音機有噗、噗的反響聲音,我們就立即停止發報,這份未發完的電報一直到第二天與對方電臺溝通聯絡後才繼續拍發完畢。    當我們電臺聯絡工作結束後,我們就立即把那個電臺工作房收拾好,恢復原來的樣子,使人一看又是一個普通的家庭臥。我們的工作程式是:首先把臨時架設的室內天線拆下來;將裝到電子管收音機中放級的金屬線拆下來,使收音機恢復原狀,把收音機擺放到大廳的原來位置上;將發報機的發射管拆下來用布包好,把發報機和電源等設備用布包好,把這些重要設備掩藏到大廳麻將台下面的木框支架內(這是專門製作供掩藏發報機和電源用的)。然后,我们把遮盖窗户的布帘取下,清理好工作時用過的紙、筆等工作用具,使其不暴露出电台工作过的任何痕迹。

              革命家庭明確分工
   
為了掩護香港秘密電臺的工作,黨組織已於194512月調張美香同志母子三人到電臺來與馬紹同志組成一個家庭。根據工作的需要,又於19465月, 將我和溫健從東江縱隊司令部調來參加香港秘密電台工作,1947年採用以師傅帶徒弟的方法,我們將張美香同志的女兒陳競雄培訓為電臺報務員。這樣,香港秘密電臺就組成了一個六人的革命家庭。    因為在香港英軍控制區做秘密地下電臺工作,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為了確保黨的機密,對付香港英軍的審問,平時我們就編好了一套假口供,要求每個家庭成員都要牢記,以便隨機應答,應付出現的特殊情況。根據我們香港秘密電臺的實際情況,我們規定了這個家庭成員的相互關係,明確了工作的分工。張美香同志為戶主,是家長;馬紹同志是其女婿,平時叫老馬,是在香港做生意的;陳競雄是馬紹的妻子,平時叫阿雄,陳競球是張美香的小兒子,叫阿球,在香港讀書;我和溫健是張美香的外甥,是來香港投靠舅母家的,我叫阿基,溫健叫阿英。與鄰居街坊的聯繫分工由家長張美香同志負責處理。    電臺收發的電報的傳遞由馬紹和張美香兩同志負責。他們每天將電臺抄收來的機要電報藏到餅乾盒等不為人注意的東西堙A按照事先約定好的時間、地點和林青或李靜同志接頭見面交接,同時,從對方那堭a回來要由香港秘密電臺向延安黨中央機要總台和其他機要電臺拍發的機要電報。

           不能隨便跟人打招呼
   
馬紹同志領導的香港秘密電臺是屬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僑委領導的中央社會調查部系統的秘密地下電臺,後來改屬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中共中央華南分局領導。    當時香港僑委負責人伍治之、蔡楚吟同志和香港機要電臺負責人林青、林靜同志經常來電臺檢查工作瞭解情況,對我們進行形勢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要求我們要提高政治警惕性,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在任何情況下要保持革命氣節,遇到任何艱險的情況時要有勇於自我犧牲的精神。    194610月,林青同志專門到香港秘密電臺來及時傳達了毛主席關於《三個月的總結》的指示,指出我軍即將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階段的新形勢。    我們香港秘密電臺根據上級指示精神和電臺的實際情況,成立了黨小組,由馬紹同志任小組長。我們制定了秘密電臺的保密制度,規定:平時不准外出,不准到鄰居家串門,因事經請假批准外出時,要兩人同行兩人同歸,街上遇見熟人不准打招呼,不准和家堛蔣絨q信。工作用過的抄報紙不准亂丟,下班後要及時燒毀。我們把遵守秘密電臺的保密制度列入黨小組會的內容,要求對照檢查,人人自覺提醒自已.    有一次,溫健去香港中環那打士醫院看病,正好碰見原東江縱隊司令部電臺的老戰友李健同志,因為戰友久別重逢,見面時控制不住感情,就打了招呼。溫健同志回到秘密電臺後,感到這樣打招呼是違反了秘密電臺的保密制度,主動向黨小組做了彙報和檢討。

   
(轉載自廣州日報電子版 http://gzdaily.dayoo.com/